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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读过多少书?仅中文笔记就摘记3000余种书

核心提示:  古驿道上相失。杨绛在 《我们仨》 一书中,用这样的梦境来形容1998年末与丈夫钱钟书的阴阳两隔。  不留骨灰,不建墓碑,相失的钱先...

  “古驿道上相失。”杨绛在 《我们仨》 一书中,用这样的梦境来形容1998年末与丈夫钱钟书的阴阳两隔。
 
  不留骨灰,不建墓碑,相失的钱先生遁影何方?
 
  整理完钱先生留下的211本外文笔记,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女士在心底为他竖起一座碑,墓志铭她都想好了,取自外文笔记中一句英文:“Without you,heaven would be too dull to bear/And hell will not be hell if you are there!(没有你,天堂也无聊至极;有你在,地狱也不是地狱! )”
 
  细想这句英文,或有两层意思吧:一是生者的倾诉;二是逝者的自语。那个比天堂或地狱都重要的“你”,对钱先生来说,不就是书么。书香弥漫处,灵魂栖息乡。
 
  都说钱先生是书痴,他一生读过多少书,可有谁知?
 
  我们只能从他留下的读书笔记中略觅踪迹:1.5万页中文笔记摘记了3000余种书籍,3.5万页外文笔记摘记了4000余种书籍,多卷本文集仅算作“一种”,读而未摘的书则无法考证了。一个人一生中,怎么可以读这么多书!
 
  以笔记为原矿,钱先生写了800多则被称作“日札”的读书心得和《谈艺录》《七缀集》《管锥编》等学术专著。仅《管锥编》就引用了2000多种古籍的数万条书证,对《周易》《毛诗》《左传》《史记》《太平广记》《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辞》等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释。如此蔚为大观,在钱先生看来,却只是“锥指管窥”。“管锥”二字可溯至《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面对书籍的“天地”之大,钱钟书感叹“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他对杨绛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后因“多病意懒”,没能遂愿。
 
  重病住院之前,钱先生曾在报上撰文:“理想、节操、科学、艺术皆具有非商化的特质。”“强求人类的文化精粹,去符合某种市场价值价格规则,那只会使科学和文艺都‘市侩化’,丧失其真正进步的可能和希望。”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经济涨潮,网络初兴,人心浮躁,价值观激荡,还有谁会沉下心来像他这样“做做学问”?时代之筛网得住金币,还能不能网得住文字?他即将离去,她业已衰老,曾陪伴他俩度过幸福时光和艰难岁月的数百本笔记,还有用吗?
 
  “这些没有用了。”钱先生说。 怎么会没有用呢,杨先生不信。“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的学问和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今天将召开《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出版座谈会。钱先生走后,年近九旬的杨先生独自“打扫战场”。她将钱钟书手稿分成三类,分别是“日札”、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他们的这些宝贝不会散落在时代的尘埃里,而终将以文化遗产的深厚力量泽被后人。商务印书馆历时15年,于2003年将“日札”结集成3册《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于2011年将中文笔记影印成20册 《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于2015年将外文笔记影印成48册《钱钟书手稿集·外文笔记》,外附一册总索引。杨先生为《钱钟书手稿集》写了总序,“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她打算把皇皇72卷巨制码放在客厅的矮柜上,旁边是钱先生的相片。“他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杨先生曾说,“我是他的老伴儿,能体会他的心意。”
 
  这个家,在钱先生走后,“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见杨绛《我们仨》)。如今,“战场”打扫干净,杨先生“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学科
 
  在打扫“战场”的过程中,杨先生找到一份钱先生抄写得工工整整的稿子,但没头没尾。该文后来以 《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为题,发在 《中国学术》2003年第1期。杨先生在按语里写道:“几位‘年轻,人 (当时我们称‘年轻,人,如今年纪都已不轻。) 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钟书的遗憾还大着呢! 这不过是一份资料而已。”
 
  虽说只是一份资料,却在“有些重要著作一时在北京借不到”的情况下,将钱先生驳杂、深广的知识储备展露出冰山一角。他从希腊、罗马写到文艺复兴,以数十位欧洲作者、数十部外文作品的上百条书证,点染中国的风土和人情,描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猜惧和向往。由此可见,《欧洲文学里的中国》已是一篇成熟的比较文学之作。
 
  但钱先生本人并不给自己张贴“比较文学”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钱先生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方法并非比较文学,而是求打通,以打通拈出新意。”他又在学术活动中多次说过:“打通”分三个层次,即“打通古今、打通中西、打通人文各学科”。
 
  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是架桥人。《欧洲文学里的中国》 是桥,《谈艺录》 是桥,《七缀集》 是桥,《管锥编》 是桥……他还想架设另一座桥:在《管锥编》 中,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外国文化为镜子,那么,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以外国文化为中心,以中国文化为镜子,用英文书写,再来一部 《〈管锥编〉 外编》 呢? 未及动笔,斯人已逝,我们只能从新出版的 《外文笔记》中看出“桥”的雏形。
 
 

钱钟书外文笔记手稿。(均商务印书馆资料照片) 


法国文学翻译家郭宏安:这座“桥”已选好“木石砖瓦”
 
  钱钟书外文笔记是攻读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种语言的历代书籍所做的笔记,题材涉及文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文艺批评等诸多领域。
 
  “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放弃了‘构建体系,之类的话头,黑格尔式的庞大体系不再是学者追逐的目标。”郭宏安说,“钱钟书先生无意中做了一位引领潮流的学者,他说:‘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他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下来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长篇大论,纵使一吨,也是废话,必须弃;片言只语,纵使一克,也是微言,必须留;弃一吨,留一克,这是只有大学者才敢做的事,小学者岂能望其项背!”郭宏安感慨道,“钱钟书先生的《外文笔记》 好似在已毁的建筑物内爬梳,寻找尚可利用的木石砖瓦……这无疑是为那些急于建立‘体系,的学者敲响了警钟,也为天下的读书人树立了榜样。”郭宏安将钱先生的《外文笔记》视为一座宝库,“研究外国文学的人入宝山是不会空手而归的”。
 
  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赵一凡:这座“桥”架在一幅文化地图之上
 
  “若要追随钱氏足迹,我们当从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经由维柯、薄迦丘、拉伯雷、伏尔泰、卢梭,一路拜会过康德、黑格尔、尼采、弗洛伊德,直至遭遇胡塞尔、海德格尔。”
 
  赵一凡认为,钱先生的“打通”并非无根之木,该是受教于陈寅恪和吴宓两位导师。陈寅恪曾说“中体西用资循诱”,吴宓曾说“择善而从,比较出新”。钱先生自清华求学之始,就达成通学志向。以多种外语为翅膀,钱先生的“打通”可谓上天入地,穿越时空,纵横驰骋。赵一凡举例道:“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两位德国现象学宗师,颇似 《红楼梦》 里的癞和尚、跛道士。钱钟书与之暗通款曲,引为知己。到了 《谈艺录》中,竟是同登一叶扁舟,携手飘然而去。” 据赵一凡观察,钱先生留学三年最感兴趣的书籍是西洋思想史,包含三大重点:一是以拉丁文为主的古希腊哲学及文论;二是以意大利文为主的文艺复兴经典;三是以法德文为主的欧洲启蒙与现代思想。归国后,钱钟书在西南联大教书,当时的学生、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许国璋回忆:钱先生在联大开课三门,分别是欧洲文艺复兴、当代文学、大一英文。“其时大学讲文艺复兴,多讲英国。钱师则自意大利与法国始,尤喜法国拉伯雷……所讲文学史,实是思想史。”许国璋又说:“师讲课,既语句洒脱,又无取冗长。学生听到会神处,往往停笔默诵。盖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课堂板书,师喜用英国伊丽莎白朝之意大利体。字体大而密,挺拔有致。凡板书,多为整段引语,拉丁语、古法语、意大利语。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许国璋的回忆或可印证赵一凡的观察。他俩都谈到了钱先生对西方思想史的关注,谈到了他的“通”。这样的“通”不仅是钱先生个体的追求,也做到了上承和下传。
 
 

 
  钱钟书在“饱蠹楼读书记”第一册上写道:“廿五年 (一九三六年) 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 

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万里长桥”既通中西又通西西
 
  莫芝宜佳是 《围城》 德文版译者,她和丈夫莫律祺可以解决钱先生外文笔记中的七种语言问题。在整理外文笔记时,莫芝宜佳用“叹为观止”来形容内心的震撼。“古时候有‘七大奇迹,,像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吉萨‘金字塔,,菲迪亚斯在希腊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 《外文笔记》 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界奇迹,。它不是把中国与世界分隔开,而是像一座‘万里长桥,,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在3月24日“钱钟书 《外文笔记》 出版座谈会”前夕,远在德国的她通过商务印书馆编辑转来了专给文汇报的笔答,其中谈到了钱先生的阅读路径,“钱先生研究西方文学从经典出发,也就是最先开拓语言的作品。创造语言的大作家,在英国是乔叟和莎士比亚,在法国是拉伯雷和蒙田,在意大利是但丁和薄伽丘,在西班牙是塞万提斯和洛佩·德·维加,在德国是艾克哈特大师。从这些开端开始,钱先生一直读到当代文学。从文学史和比较两个角度出发,钱先生喜欢与这两方面有关的作品……他重视的是发展过程,独特,巧妙的新现象。他探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文学等。此外,他还致力于语言学问题,哲学和心理学等。他偏爱风趣的比喻,妙语,幽默。”
 
  钱钟书不仅“打通”中西,还“打通”西西。莫芝宜佳举了一例:“钱先生把康德作品的德文版和英文版进行比较,钱先生证明,英文版比德文版客观得多。后者为了给康德戴上‘道德模范,的光环,干脆删掉了某些有违背道德之嫌的地方。”
 
  在将钱先生外文笔记与西方世界的各类摘记作品比如蒙田的 《随笔录》、叔本华的 《附录与补遗》、伯顿的 《忧郁的解剖》 进行比较时,莫芝宜佳认为“钱先生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早期笔记本里,摘录,心得和议论混杂在一起。但渐渐地,把摘录内容和自己的想法清楚地分开发展成他的独门绝技。他掌握摘录技巧的能力,其他人难以相比……原本分开的引文构成新的关联,形成天衣无缝、可以通顺阅读的文章。虽然是逐字逐句的引文,经过钱先生的选择和综述概观,成为他自己的新作品。”
 
 
  1936年冬,钱钟书杨绛夫妇在牛津大学公园的桥上(右图)和桥下。  (资料图片) 做一个“古之学者”
 
  牛津大学的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是钱先生外文笔记开始的地方。他将这里称作“饱蠹楼”,意为书虫大快朵颐之地。在“饱蠹楼读书记”第一册上,钱先生写道:“廿五年(一九三六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此后60多年间,不畏昼夜寒暑,勤于抄纂,仅外文笔记就达211册之多,他为自己建起了一座个性十足的图书馆
 
  按照杨先生的排序,钱先生“最好的是英文,第二是法文,第三是德文,然后是意大利文”,“他有一个规矩,中文、英文每天都看的。一、三、五看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并非边读边记,而是读过一两遍,甚至三四遍以后再记,钱先生说,“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发现。”他对于各种类型的书都表现出近乎贪婪的探知欲,杨绛笑称:“极俗的书他也能看得哈哈大笑。精微深奥的哲学美学,他像小儿吃零食那样,一本本渐次吃完。”
 
  养成做笔记的习惯,除了因为客观上的居无定所、住处狭促、无法藏书之外,更因为在主观上,钱先生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杨先生在《钱钟书手稿集》总序中写道,“从国内到国外,从上海北京,从一个宿舍到另一个宿舍,从铁箱、木箱、纸箱,以至麻袋、枕套里出出进进,几经折磨,有部分笔记本已字迹模糊,纸张破损。锺书每天总爱翻阅一两册中文或外文笔记,常把精彩的片段读给我听。”
 
  这样的读书状态,随意而执着,闲适而忙碌。他曾为读书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当年在社科院学术秘书室工作的马靖云向本报提供了一段可靠往事:上世纪50年代初,文学所刚刚建立就承担了国家赋予的繁重编写任务,但是图书资源却极其稀缺。于是,钱先生代所拟函递交国家领导人,函中写道:“所内工作需用的书籍极为短缺,而尤以外文书为甚,限于外汇经费,添补极少。”并建议“如果将这批书刊拨给其他藏书丰富的单位,则是‘锦上添花,的重复存储,不如‘雪中送炭,拨给我所,以应急需。”在信的最后还作了声明,我们打扰总理是因为“曾屡次向有关部门请求没有得到答复……我们实无他法,只有写此信以求解决。”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一批急需的图书便顺利调拨给了文学所。此外,钱先生还经常为图书馆提供国内外图书出版信息,并建议采购人员及时收集图书资源,使得文学所的藏书日益丰富。此后,当各项政治运动让文化荒漠渐渐蔓延时,文学所的图书室却保住了一方难得的绿洲。 钱先生的外文笔记也奇迹般在“文革”中保留了下来。社科院外文所的薛鸿时曾和钱先生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据他回忆,钱先生在干校“搓草绳、烧开水、当信差,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拿出一本笔记来翻阅。”每一次翻阅相当于多一次反刍,所以,当别人惊讶于钱钟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时,他知道这背后其实是笨办法和苦功夫。“上世纪80至90年代,我替他借书,时常是我把一大摞书放在他面前,他一边与我谈话,一边翻阅,等我告辞时,他就让我统统带走,说是已经用完了。原来他只是在核对他即将发表的著作中的引文,而这些引文都在他的笔记里,并且多年来早已烂熟于心。”
 
  2010年钱钟书百年诞辰时,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朱虹写了篇题为 《两位文化巨人的相会》的纪念文章。文中记载了一件逸事:以高傲和博学著称的哈佛大学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哈里·莱文,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与钱钟书见面论学,两人相会,不待寒暄,立即在世界文化历史的版图上纵横驰骋,外国人提到的典籍,中国人钱钟书没有不熟读的,不管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拉丁文,书中的精华、警策,都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以资参观对比。这位洋教授出门后,对朱虹说:“I,m humbled!”(我自惭形秽! )因为他知道,不但西方学问他自愧不如,而且还有一个汉文典籍的世界,钱钟书同样精通,而他却连边儿都沾不上!
 
  郭宏安在评述钱先生的学术品格时,用了“素心”这个词。“钱钟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可以见出,钱钟书先生心目中,做学问的时代于今远矣。如今做学问的人大多在高楼广厦之中,荒江野老之屋不可寻也,更难找的是素心人。”“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修养自身以达于道,今之学者为学的目的是名誉、利益和地位,最后获得他人即社会的承认。”郭宏安说,“钱钟书先生显然是要做一个‘古之学者,。”
 
  文汇报首席记者 江胜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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