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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健民是怎样从洗碗工、经纪人、炼成大藏家的?

核心提示:  2005年10月23日,香港苏富比的拍卖现场。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甫一露面,立即成为全场焦点。它造型秀丽小巧,颈部为卷草...

  2005年10月23日,香港苏富比的拍卖现场。“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甫一露面,立即成为全场焦点。它造型秀丽小巧,颈部为卷草形双耳,垂肩处的如意纹雅致婉丽。瓶身腹部绘有“花石锦鸡图”,寓意锦上添花,其构图与风格有郎世宁之风。瓶身背面墨彩题诗: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

  

  这件距今约300年的紫禁城旧物上一次公开亮相是1975年5月12日,它流落海外多年后,几经辗转出现在伦敦佳士得拍卖会上,终被一位香港藏家以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的价格收入囊中。此次拍卖起价为8500万港元,当坐在前排的翟健民叫到9600万、以为万事大吉时,一位电话委托人半路杀出。几轮叫价之后,拍卖师一槌落下,全场掌声雷动,双耳瓶被翟健民以1.15亿港元斩获。这一天文数字,不仅打破了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卖价,以及亚洲区单件艺术品拍卖最高成交纪录,更让翟健民一举成名。

  “洗工”的瓷缘

  翟健民祖籍山东,出生于澳门。早年间,其父在澳门经营抽纱生意,闲时喜好收藏古玩,尤其是瓷器。后来澳门动乱,一家人便从此迁居香港。不料,在香港遭人欺诈,其父的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不幸染病,家中的古玩瓷器就这样一件件消失了,变成一家老小的伙食衣被。翟健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作为长子,15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打工,逐渐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也因此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师父的黄应豪。

  那时候,他在一家抽纱店打杂,下班后常去隔壁黄师傅那里帮忙给客人送货。1973年,黄师傅打算自己开家古董店,请他去店里工作。作为伙计和学徒,翟健民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清洗瓷器。“一洗就是9年,不管寒冬还是酷暑,都蹲在走廊洗,那时候不懂,心里真的恨死师傅了”。渐渐地,翟健民对那些、碟、瓶有了朦胧的兴趣,然后开始注意瓷器的手感、轻重、厚度、形状、大小、款式、颜色、图样、落款、年代、材质等细节和差异。翟健民算过一笔账,9年洗下来,平均每天要洗20件,过手的瓷器累计有五位数。师傅买进卖出的瓷器每件都要经他手清洗,从脏到干净,“慢慢地居然感觉像是在捧着自己的孩子帮他清洗一样”。

  从1975年开始,翟健民跟着师傅跑欧洲,去英国、美国,各地的博物馆让他大开眼界。而师傅忙着买东西,回酒店之后照例吩咐他清洗。随着时间的推移,翟健民愈发意识到清洗盘对他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磨练机会,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专业基础便是这时候打下的,而且绝对比别人扎实。正因为这样长年累月的亲密接触和努力学习,他才能在瓷器方面卓有建树。2005年那一举,也是对他专业眼光的再次验证。在此前后,他也多次在重要拍卖会上显露身手,斩获瓷器珍品

  古董生意也让翟健民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刘惠芳。1981年,他们二人结为伴侣。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刘惠芳,家里也是经营古董生意的,她的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一位行家,哥哥也在荷李活道开办了东宝斋。翟健民夫妇也想开创自己的古董店,因此在结婚当年翟健民辞别了师傅。但在当时,他们俩没有本钱,自然租不起店面,只能在家里做生意。幸好1978、79年左右,黄师傅店里的一些客户便跟翟健民建立的信任,有意请他做经纪人。而他自立门户之后,又坚持在师傅的店里帮了一年忙。1988年,翟健民和刘惠芳终于在荷李活道有了自己的店。店名是他太太刘惠芳取的,叫“永宝斋”,她希望每个顾客从这里买到的永远是宝贝。为了生意常青,夫妻和睦,夫妇二人早有分工,翟健民负责瓷器,太太专攻杂项,真正相得益彰。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上海的藏家来到香港,带动了当地的收藏市场。可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藏家队伍已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况,大藏家越来越少,好东西越来越贵。而在2000年之后,大陆市场起来了,香港市场又随之受益。

  70年代,翟健民因为陪母亲探亲,第一次踏上了大陆故土。80年代再来的时候,多半是为自己的公司来办货。当时,内地的古玩文物只能对公交易,而且只有文物商店、上海南京东路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只有提供出境所需的相关文件。“我们那时候很乖的,不敢跟私人交易,一是没法出境,二来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万一是公安怎么办呢?”在翟健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市场如同荒漠一般。

  1993、94年前后,上海拍卖市场兴起,古玩市场也渐渐活跃起来,但大部分买家都是境外人士或者来自香港台湾,国内的买家不仅少,而且缺乏经验。翟健民回忆说,当时如果看中100件,差不多能买到手80件。偶尔,他们夫妇二人会一起去北京琉璃厂或者其它古玩市场逛逛,每每都能遇到热情的商家主动上来招呼,说有好东西给他们看。人民币1万元的东西,付8000港币或1000美金也行。进入2000年之后,国内市场大了,行情整个倒了个个儿。国外买家没那么抢手了,翟健民在拍卖会上选100件东西,也只能买到20件左右。这一回再到琉璃厂,轮到他主动询问商家有没有好东西给他看了。“现在差不多国外国内持平了,只不过是看个人眼光了。”

  

  就在这一年,43岁的翟健民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跟大学新生们一起学习。虽然入行多年,实践经验丰富,但翟健民明白,自己还有很多基础理论需要补。只不过大学生一周上5天,他上2天,只选他喜欢、觉得有必要学的课,比如陶瓷。尤其令他受益匪浅的现场挖掘的实践课,这是他平时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的。当年辍学时,翟健民刚进中学念一年级,如今修本科课程还要完成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翟健民又一次坚持了下来。

  遗憾的是,2004年同学们毕业之时,旁听生翟健民不能获得任何资质凭证。他的勤奋和执着打动了考古系的老师,后者建议他去上海社科院与金城文物专修学院合办的课程班学习2年,拿一个硕士学历。2007年,翟健民正好50岁,他已经完成了2年的课程,等待着属于他的学历证书,谁料他的年龄刚好超过了授予标准。难得的是,在社科院相关人士翻查过他的履历之后,决定特聘他为考古系教授。

  伤不起的经纪人

  考上北大之后,翟健民在内地的时间越来越多。对内地市场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他发现,市场虽然蓬勃,但专业知识很匮乏,艺术品经纪人这一块更是几乎空白。翟健民乐观地以为他会有用武之地,他甚至用“热血沸腾的一张白纸”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可结果却是“到处撞墙,头破血流。”

  在他看来,国内大部分藏家都是拿艺术品、古玩来投资或者炫富,好像买车买房一样。不少人都是买了之后存几个月,一升值就又拿去拍卖了。以至于他现在拿到拍卖书也懒得看,没有新鲜的东西,还是这两三年走来走去的那几样。“有个瓶真惨,拍了8次了,好像流浪者。我说哪个好人把它收下来吧,一件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有个好的归宿呢?”

  而真正的藏家,基本上是有进无出的,“我喜欢,我买下,给多少钱都不卖。小的器物平时还要把玩,弄清楚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而国内一些大买家,估计他连东西的名字都记不住,只记得自己花了多少钱。”更有甚者,还跟拍卖公司勾结。比如某人从拍卖公司私下买了一件东西,价格是5000万,然后他又跟拍卖公司联合,再公开拍卖找人叫价,叫到3个亿的时候那个5000万的买家买下,然后押给银行,如果押50%就可以得到1.5亿。两三年之后,东西归银行,其实他根本也没打算再要,“这样的勾结内地很多”。

  时隔多年,翟健民始终记得黄师傅对他的教导:做古董生意要真、精、信——东西要真,要美,人要诚信。自立门户后,他对于所有客人都坚持一条原则——有好东西不藏、不收、不隐。然而,这不二法则在内地根本没人买账。

  几年前,翟健民在上海遇到一位年轻买家,此人后来到香港找他,头一次交易就买了好几百万的古玩。成交后,翟健民派人送东西到上海,没想到两三天后,这位藏家的助理就给他打电话,说有人认为那些东西有一半是假的。原来,这位藏家不放心,便在上海请了不少专家来帮忙验看。“我说,你就付你认为真的那部分的钱吧,假的还给我。这种生意我再也不敢做了,我哪知道你什么专家?”在香港,藏家是不会轻易更换经纪人的,更不会听从别的经纪人的建议或推荐。

  而国内呢,翟健民发现,一个买家问了他之后,可能还要问6到8个人的意见。“一帮人围着一个人,有吹喇叭的,有打鼓的,有抬轿的。每个人都是师傅,每个人都是专家,你让这个藏家听谁的?他们要是不得利,还会说我的坏话。”在香港,每次帮大收藏家葛老先生买到好东西,后者都会在告别时,回头给他鞠三个躬,感谢他给自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碰到这样的客户,作为艺术品经纪人是很有成就感的”,翟健民说,可是,现在干这一行离不开内地市场,只好忍气吞声。

  

  艺术品经纪人这个职业,翟健民反复强调诚信很重要,“是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现实情况让他不禁有些气馁。很多所谓的艺术品经纪人,只关心成交,自己先赚了再说。至于这个藏家以后还跟不跟自己买,不管;这件藏品以后怎么样,不管。而好的艺术品经纪人应该是负责的,应该替买家分担风险,不止是看真假决定能否买进,而且还要建议在什么价位收手、什么价位拿下,行情价位都要把好关。“比如我介绍你买这个瓶或者那个,多少年以后,你可以来找我,我帮你处理,你的后人我也可以一直服务下去。”

  从市场比较规范的香港来到内地,翟健民的失落不言而喻。不过,这些年来,他也渐渐看淡了。现在,但凡有人问他,他或许也会跟人家说一说,但是不会再帮忙买东西了。“我承受不起这种伤心,不如没有金钱来往,大家都心安,有时间的话还是做一些公众的事情算了。”说归说,他还是希望假以时日国内能在一个好的基础之上产生一些好的艺术品经纪人,为真正的藏家服务。至于时间,他认为至少十年。

  以前,翟健民是艺术品经纪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的”。现在,他超过60%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忙活大众的事情”。博览会就是其中之一。从2002年开始,翟健民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古玩博览会。除了2003年因为非典而暂停一年之外,至今从未中断过。而且还分成了两支,一为亚洲博览会,一为国际古玩展。这是翟健民多年来心里一直想做的事,他说,首先不是为了自己,“如果要想赚钱的话,我卖两个盘就行了”。这些年来,他发现国外许多大藏家、大行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平台,能接触到大陆的买家和爱好者。“可惜至今没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一行做点什么。虽然这完全是艺术品经纪人之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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